根瘤蚜：改写了葡萄酒版图的小虫

你喝到的几乎每一杯欧洲葡萄酒，地下都藏着一个秘密：结出这些葡萄的植株，腰以下是美洲的。上面是Nebbiolo、Sangiovese或Pinot Nero；下面是一条源自北美野生品种的根。这种折中如今已经稀松平常，没有人再去想它，可它是一只约一毫米长的昆虫留下的遗产，这只虫子在十九世纪下半叶，让整个欧洲大陆的葡萄种植业一败涂地。

一名偷渡客

根瘤蚜（如今学名Daktulosphaira vitifoliae，长期以来叫Phylloxera vastatrix）是一种原产北美洲的蚜虫。在那里，它一直与当地的野生葡萄藤共存，而后者在漫长岁月里学会了自卫：昆虫叮咬根部时，美洲的植株会把伤口隔离起来，继续生长。欧洲的Vitis vinifera却不行。它的根会鼓起虫瘿，腐烂，向感染敞开大门，几个季节之内，葡萄藤就死了。

问题在于，十九世纪里美洲的葡萄藤在四处旅行。人们进口它们，既出于植物学上的好奇，也为了试验对付当时的另一场灾害：白粉病。随着植株一起到来的，还有这位宿主。资料把它传入法国的时间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；有记录的第一例出现在1863年，在加尔省（Gard）的普若（Pujaut），离罗讷河不远。头几年里，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。1868年，植物学家儒勒-埃米尔·普朗雄（Jules-Émile Planchon）应当地种植者之邀前往，在仍然活着的植株根上找到了这只虫子，并把它与大批死亡联系起来。并非人人相信他：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争论这种蚜虫究竟是衰败的原因，还是只是趁虚而入于本就染病的葡萄藤。

干涸的法国

科学家们还在争论时，根瘤蚜已经在行走。二十年里，它从法国南部（Midi）一路北上，抵达波尔多、勃艮第、香槟。数字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说服力：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（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）收集的历史序列，法国的产量从1875年的约8400万百升，降到了1889年的约2300万百升。政府悬赏征集对策，而提出的办法五花八门：冬天淹灌葡萄园，向土壤注入二硫化碳，甚至在每株葡萄藤下活埋一只蟾蜍。有些办法有一半的效果，几乎所有办法都太贵。

出路来自敌人自己。既然美洲葡萄藤能抗，那就取它们的根，把欧洲品种嫁接在上面。这个想法在七十年代初就已流传，但花了好几年才弄清该用哪些品种：许多美洲品种受不了法国的石灰质土壤。决定性的贡献来自大洋彼岸的苗圃工作者和学者，其中有得克萨斯人托马斯·沃尔尼·芒森（Thomas Volney Munson），他提供了适合富含石灰的土壤的品种。从此，砧木成了一项独立的技术选择，有它自己的代号和杂交谱系，种植者掂量它，不亚于掂量葡萄的克隆品系。

还有一条捷径，很多人走了：直接种植美洲葡萄，或美洲与欧洲的杂交种，即所谓的直接生产者（produttori diretti）。它们抗性强、产量高，可那味道在习惯了vinifera的味蕾看来显得野气。Isabella，也就是fragolino的来源，就是那个年代的遗存：直到今天，这种葡萄仍不能酿成可以作为葡萄酒出售的酒。

意大利：先得利，后受创

意大利经历这场危机分成两个阶段。八十年代初，法国无酒可用，南方的红酒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向法国的港口，往往是为了掺进法国人尚能生产的那一点点酒里。好景不长。1888年，两国之间爆发了贸易战，葡萄酒是受冲击最重的商品之一：那些当初因为盯着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市场而种下葡萄园的人，发现酒窖里堆满了酒。

与此同时，这只昆虫也到了我们这里。据《意大利百科全书》（Enciclopedia Italiana），1875年勒科（Lecco）附近就已发现可疑的衰败，但官方确认是在1879年，地点是瓦尔马德雷拉（Valmadrera）和阿格拉特（Agrate）的乡间。次年，西西里的卡尔塔尼塞塔（Caltanissetta）和墨西拿（Messina）两省以及利古里亚出现疫点；皮埃蒙特在1886年被波及，托斯卡纳在1888年，普利亚在1899年。到世纪末，受害的市镇超过九百个。1931年，根瘤蚜已见于92个省中的89个，当时全国广阔的葡萄种植面积（其中也包括与田间树木攀缘相伴的葡萄藤）中，约四分之一被毁或严重受损。

谁躲过了，又是为什么

这种昆虫有一个弱点：它是通过缝隙和孔道在土壤中移动的。在松散的沙地里，这些通道会塌陷，根瘤蚜无法从一条根爬向另一条根。因此，沙丘和沙质火山土上的葡萄园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幸免。在葡萄牙大西洋沿岸的科拉雷斯（Colares），Ramisco的葡萄藤把根扎进沙里，直抵下面的黏土。在圣托里尼（Santorini），贴地盘成篮状的葡萄藤长在火山灰和浮石上。最惊人的例子是智利，它从未见过根瘤蚜：北面是沙漠，东面是安第斯山，西面是太平洋，南面是冰川。不过即便是智利的苗圃工作者，也不能说永远安全，那里对植物材料的进口管控得极为严格。

在意大利，自根（piede franco）的孤岛，也就是长在自己根上的葡萄藤，遵循同样的逻辑。埃特纳（Etna）的火山土和苏尔奇斯（Sulcis）的沙地是最著名的例子，我们在本站已经讲过；此外还有瓦莱达奥斯塔（Valle d’Aosta）的高海拔葡萄园，那里的寒冷和松散的土壤成了屏障，以及散落在坎帕尼亚和其他地方的小块园地。这些植株作为遗传档案十分珍贵。至于自根是否会改变杯中的酒，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，那些声称能盲品辨认的人，总是多少要负一点举证责任。

一幅重绘的地图

在意大利，最深的伤害不只是葡萄园的损失，而是它们重建的方式。在美洲砧木上重新种植是要花钱的：新苗、嫁接、几年没有收成。人们在划算的地方重栽，种的是产出最多的品种。许多混栽的葡萄园，本来几十个本地品种共处，就此让位给了少数可靠高产的葡萄。许多小品种，如今好不容易才被找回，就是在那个转折里退出了舞台。同一时期，霜霉病又添了乱，移民把乡村掏空，某些难耕作的山坡索性再也没有被重新栽种。

结果就是，我们今天所知的意大利葡萄酒地理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，诞生于重建，而不是像某些酒标讲的那样延续了千年。这并非坏事。但它是对不变传统的营销抱有戒心的一个好理由：几乎每一座葡萄园的下面都有一条美洲的根，上面则是某位曾祖父算过账之后做出的选择。根瘤蚜至今仍在土里，从未离开，它提醒我们，葡萄酒是自然与必要之间一场成功的折中。而让它变得有趣的，恰恰是这一点，而不是神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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